乾隆与景芝酒有着怎样的故事？

在洋洋大观的酒林之中，真正见诸于奏章并有皇帝朱批的极为罕见，而景芝早年所酿的景芝高烧却在乾隆年间就列在了呈报的奏章上。作为历史的见证，当年的这份奏章现仍完好无损地被珍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。

经过顺治（18年）、康熙（61年）、雍正（13年）近百年的苦心经营，到了乾隆年间，国力雄厚，文治武功，民康物阜，江山一统，史称“康乾盛世”。
  乾隆在位历时60个春秋，一直笃信“养民之政莫失储备”，他说，仓廪充实了，百姓安居乐业，社会便能达到长治久安。但当时的生产力毕竟有限，而“耗费米麦，莫如踩曲一事”、“迨今春秋以来雨泽愆期，尤宜留心民食”，于是，乾隆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规模的禁酒运动，并要求在查禁过程中，为了不滋扰民间，责令下属单骑亲往暗中查明，立即审究。
  

乾隆二年（1737年）禁直隶、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陕西北方五省烧酒，违者杖一百……乾隆七年（1742午）通州酒铺征税，其他地方烧锅须经官府登记，缴纳“票钱”，发给官贴，方可开酿，否则即属违法，所酿酒则为私酒。乾隆八年(1743年)农历十一月六日，新上任的山东巡抚喀尔吉善给皇帝上奏折，点了景芝的名，说道:“商贾在于高房邃室踩曲烧锅，贩运渔利……潜藏影射未能尽无。
  ”乾隆在该奏折后的朱批赫然入目：“好，应如是留心者也，钦此。”然而，景芝酒却尤其难以禁绝，相传缘由有二:一是景芝地处诸城、安丘、高密三县之交，当时一个不到5000人口的酒镇，在同一个城墙圈内，居然劈街道的中心划幵分属两县、三县，这在行政区划史上也是罕见的。
  古代的皇权本来对县以下的地方控制较为疏松，对景芝则更显得无能为力，那里的烧锅众多，但转移灵活，时聚时散，“闻风知儆，亦颇敛迹”，过后又近乎肆行无忌，加上该地有数千年的黄酒酿造史，又有千年的烧酒历史，名气大，声望高，自有它顽强而恒久的生命力和存在的合理性。
  二是当年的奏折上，当禁的除景芝外还涉及阿城、张秋、鲁桥、马头等酿酒古镇，而这些古镇的酒香为啥随着日月的更替均日渐消散，唯有“景芝”顽强地生存下来，且酿酒日盛一日呢？这恐怕与乾隆皇帝曾涉足景芝有关。相传当年乾隆与刘墉(古密州今诸城人，又称刘罗锅）微服私访时，假扮布衣在景芝一邹姓酿酒世家当了半月的“烧包”，并相中了邹家美丽的女儿，欲结秦晋之好，只是后来传旨接其进宫时，被大臣“挡驾”，才未能和景芝人“沾亲带故”，但乾隆皇帝对带回京城的景芝酒的认可，一定程度上成为景芝这块酿酒宝地的“护身符”和“挡箭牌”，于是“尽管查查禁禁，景芝‘高房邃室’内仍酿造不辍”。
  

岁月如歌，此奏章实属一份难得的有关景芝酒的珍贵文献，而其中浸润飘逸的景芝酒文化更令人回味久长。